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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官僚当道,诈骗罪迟迟难立 事惊中央,通天案急急审定

花开两朵,各表一枝。
却说吕思源在北方“战线”节节胜利之时,南方三合板诈骗案却难有起色。他为此案,共八下广东,历时208天,却毫无进展,那群诈骗疑犯一直逍遥法外。为什么一个事实清楚、铁板钉钉的诈骗案却迟迟立不了案呢?
1988年5月中旬,吕思源第八次南下广东找到揭阳县公安局催办,拖至下旬,仍无进展。
“我不是说过了嘛,这件事应该由法院去办嘛。”接待的同志推诿说这是一起普通的经济纠纷案,应该由法院办,而不是找公安局。
“这明明是一起诈骗案。法院已于去年6月18日将案件依法移送公安,怎么说是经济纠纷呢?”吕思源鼓着一肚子气却不能发作,毕竟最后还得求人家帮忙办案。“要不,我找你们局长去?”
“找我们局长去好啦——。”
广东话的拖音,这时在吕思源听来倒像有着一股子讽刺意味似的。
“我就不信立不了案!”吕思源急冲冲地敲开了局长的办公室。他万万没想到,揭阳这个县城不大,公安局长的架子却不小。几次推门,局长都以工作忙为由推托不见。眼见一天一天过去,吕思源心急如焚。这一天,他终于忍不住了,闯进局长办公室,站着足足谈了一个小时的案件。
没想到,局长却给了个“三不”回答:一是这个案件性质没定;二是局里工作忙,这个小案件排不进工作计划;三是这些人早跑掉了,公安抓不到。
吕思源当即予以反击道:“局长,你的三句话都是错的。一,法院已经明白无误查明这是一起典型的诈骗案;第二,公安局作为一级执法机关,没有理由不接案,请问发案也要计划吗?第三,前几天我们还看到疑犯在县城里出没。你不作调查怎知疑犯已经外逃?”
局长理屈:“你说我错了,我就错了。你可以到上面告我啊,告到中央也不怕!”
“你以为我不敢向中央告你?!我就告给你看!!”
面谈不欢而散。吕思源气冲脑门,心想:你真以为我不敢告你,我就要告到中央,就不信没人管得了你。5月27日,在回浙的火车上,他提笔给李鹏总理和严济慈副委员长各写了一封信。信中以一句话的笔墨概述了“案发经过”;以一句话的笔墨概述了“办案艰难”;浓墨重笔驳斥了推诿的三个怪论——“性质未定论”:法院已移送,怎言性质未定?“工作忙论”:难道侦查这个案子就不是工作?“抓不到论”:非不能也,不为也!写着写着,熟读《宋词》的吕思源,想起了陆游。一腔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的情怀,从笔端喷发而出。本来可以一语了结的“依法请求”,因火车上的好心朋友的一句规劝,文思潮涌,将信的内涵骤地升华:“总理,好心的朋友劝说我:别写信了,总理日理万机,怎么会管这区区24.4万元的小案?我说:不!这个案子从经济上看是个小案,但从政治上看,全国现在诈骗案时有发生,大有长势,如不及时制止,让其蔓延,后果不堪设想!”吕思源的忧国忧民之心,溢于言表。
短短的一封信,引起了国家三位领导人的重视。
5月8日,严济慈副委员长在信上批语:“请李鹏总理阅处。”
5月10日,李鹏总理在百忙中批语:“请信访局阅处。”
当日,国务院信访局即批转公安部阅处。
6月15日,时任国务委员、公安部长的王芳同志严厉批语:“抓获经济犯罪分子,并追回全部赃款。”
是日,公安部批示浙江省公安厅督办此案。
至此,“通天状”在短短的18天时间里,被三位国家领导人批阅。这引起浙江、广东二省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。
1988年6月,浙江省公安厅派出一名科长与吕思源一路南下。随后,广东省公安厅派出四名精于办案的干警,只用了七天时间,就将逍遥法外长达年余的四名诈骗案犯一举擒获,同时起获赃款18万。

在揭阳,吕思源一直想与那位让他去上面告状的公安局长会上一面,却一直没有机会。 这件事更让吕思源坚信:邪不压正!领导带头护法,何愁中国法治不成!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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