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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九）报社维权，反被黑包头起诉 法庭痛斥，正义终于得伸张在法庭上，不论是刑事辩护还是民事代理，吕思源都以“雄辩”著称，他的辩护（代理）词逻辑严密，事实充分，条理清晰，真情感人。但外人不知，台上十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吕思源为每一篇辩护（代理）词在背后做准备工作可谓呕心沥血。 吕思源认为律师要达到辩护（代理）到位，要过好三个“关”：一是训练好调查基本功，把好调查关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没有全面、深入、细致的调查，亦谈不上发言权；二是学会善于分析，把好分析关，选准突破口。调查往往与研究连在一起，叫调查研究，研究即是分析，把调查取得的材料运用辩证法，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由表及里，抓住重点找出“突破口”。三是不断提高文字表达、语言表达的能力，写好“辩护（代理）词”，提高临场发挥的辩论艺术，把好“辩论关”。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最佳发挥状态呢？吕思源强调，律师就应在“战争”中学习“战争”，在辩护中不断提高辩护艺术。吕思源认为自有律师制度以来，古今中外，没有一个律师是死啃书本啃出来的，而是边学边打，打出威名的！将军是打出来的，名律师也是打出来的！只有在“打官司”中不断学会“打”的技术、提高“打”的技巧，才能做到能征善战。 业内人士认为：吕思源的“三关”论，高度概括了作为一名优秀律师所应有的品质。而他关于“在‘打官司’中不断学会‘打’的技术、提高‘打’的技术”的实战观点，更是在他的执业生涯中所摸索出来的经验总结。 说起来，也许是吕思源与名誉侵权案件似乎有一种特别的不解之缘，很多律师干了几十年也许难得碰上一桩“名誉侵权”案，但就在吕思源打赢“青田狗案”赢得高度的社会赞誉后，又成功代理了一系列“名誉侵权”案，其中一起“黑心包工头”诉《浙江工人日报》“名誉侵权”的案件是他和小女儿吕健共同代理的。 此案曾轰动一时。 2001年11月13日，以敢说真话敢于维权而得到百姓喜欢的《浙江工人日报》，在二版显著位置刊发了一篇报道：《11名民工遭遇黑心包工头，干活七个月拿不到工资还遭戏弄》。该文以“到湖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打工的11名重庆民工，干了8个月的活，不仅拿不到他们应得的1.5万元工钱，还被包工头和公司戏弄了一番”为主要内容，叙述了民工们与包工头解春庭商定工资、民工们领取生活费、工程完工后解春庭以没钱为由拒付民工工资、同年10月至11月民工多次向解春庭催讨工资均未果的经过。 本来，这是一篇很典型的维权报道，在年终岁末诸多无良企业恶意拖欠民工工资的大背景下，此文很好地维护了民工权益。不料，文章发表两日后，《浙江工人日报》就收到了中共湖州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、湖州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、湖州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于2001年11月15日写给《浙江工人日报》编辑部的《函》。此《函》对报道文章提出 “强烈抗议”，认为报道给湖州市建工集团抹了黑。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原告解春庭拖欠工人工资的事实。认为“包工头解春庭10月初付给民工们18240元之后，剩下的12836元双方商定春节前付清，而且解春庭是当面一人一张欠条写给他们的。这种状况在建筑业是普遍存在的，根据《合同法》有关规定，借贷是成立的，在法律上也是允许的。况且，业主拖欠我公司工程款数额更大，故解春庭这样做完全可以理解。” 以普遍存在的违法现象为包工头解春庭辩解。 有了湖州市建工集团的撑腰，原先还似过街老鼠般躲躲闪闪的解春庭忽然来了胆子，以《浙江工人日报》文章报道“将原告描述成一位随意克扣民工工资、恃强凌弱的‘黑心包工头’”、“报道内容带有侮辱其人格的内容”为由，把《浙江工人日报》告上了法庭。 接到诉状，《浙江工人日报》社的领导立刻火速找到吕思源，请他出马帮助报社维权。 看完诉状，吕思源眉头一皱：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真是应了那句恶人先告状的老话。像此类拖欠民工工资的行为，报社进行新闻监督最正常不过了，如果换了民工懂法，完全可以在侵权之初就将“黑心包工头”告上法庭。 吕思源信奉“不打无准备之仗”的兵家格言，受理此案后，吕思源首先向采写该报道的记者孔令泉作了详细调查，后又向有关人员调查取证。 调查后，吕思源按惯例，写就万言《代理词》先传真给报社总编辑贝莉莉和副总编傅建成审改，贝总看后兴奋不已,说：“这样精彩的论辩，难得一见。”并给其领导班子和记者们传阅。 民工隆太良证词：去年11月3日早上，谭从发、隆金光和我到湖州蔬菜批发市场招待所二楼找解春庭，没找到，等了个把小时，我们没办法就去四建公司找，也没找到，便向四建公司一个财务科领导反映，他说没办法，只有找解拿钱，但只答应过问一下。没办法，我们打解的手机，骗他说有人要到他那里找活干。一个小时后，解春庭过来，一看到谭从发就破口大骂，说谭从发挑拨离间，是畜生，就算给其他人发工钱，也不给他发，解还把烟头扔到谭的身上，解的手下还拿着洋镐要打谭，被人劝开。我们与解交涉生活费及工钱的事，解许诺在11月9日到湖州市第一水泥厂门口(拿)，但到了11月9日，他仍未付钱……我们这批民工生活非常艰苦，有时吃饭都困难，经常借钱，特别是去年11月份，我们才拿到50元钱，生活费都不够，只得四处借钱。 民工刘元仲证词：解不仅严重拖欠民工工资，骂民工，还动不动就叫民工“滚蛋”。记得和我们一起做的有三个四川民工，找到解春庭要生活费，解春庭一次才给二三十元。他们怕这样下去，以后连工资都拿不到，就要解春庭一次付给300元生活费。解春庭不给，他们休息了两天，就被解春庭赶走，剩余的工钱分文未付……。 民工刘元仲证词：去年10月下旬(工程结束后)，我们找解春庭要工钱，解春庭说：“再过一个星期”但又不跟我们结算只给我们出了一个欠条。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再去，他也只给我们每人50元钱的生活费，后来我们再去了三四次。一分钱也没拿到，而且每次去他态度都非常不好，声音很响，我们只知道他在骂人，偶尔听到“他妈妈、奶奶的”之类我们能听懂的脏话。有一次我们去讨，他还扬言要找人打我们，那时候，我们生活窘迫，只好向老乡借钱。后来我们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好找人想办法，直到《浙江工人日报》出面跟他们交涉，我们才拿到工资。 民工向世明证实：工程结束后，解欠我5100元，我和刘元仲他们一起去索要工钱。他一开始就不给，催了好几次，都没有用，他还很凶，骂过我们……。 民工们的这些血泪证词中，描绘了一个典型的“黑心包工头”形象。 2001年9月，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如期开庭审理“解春庭诉《浙江工人日报》侵犯其名誉权”一案。 原告代理人以《浙江工日报》将原告解春庭描绘成一个“随意克扣民工工资、恃强凌弱的‘黑心包工头’”进行了辩解，同时认为解春庭的拖迟支付工资行为在建筑业是个普遍现象，不足为奇，更谈不上“黑心”。 “嘿嘿！”耐着性子听完原告代理人的陈述，吕思源理正词严地斥之曰：“这些民工兄弟从四川千里迢迢、离乡背井到浙江打工，换取一些血汗钱,而他们是要靠这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的。但就是这么一点微薄的工资，原告也不能按月支付。到工程完工时，还要“打白条”，要工人三番五次催讨，还要挨骂。这又算不算‘黑心’？”。 吕思源举了几个民工的控诉后，要求法庭当庭播放《浙江工人日报》与解春庭的对话录音。 “……记者：你欠他们多少工钱? 解春庭：一万多元钱。 记者：你什么时候给他们工资(指这拖欠的一万多元钱)? 解春庭：春节的时候给他们。 记者：那么你要给他们的? 解春庭：春节时候付给他们。春节前拿到我再支付给他们……。” 放完录音，吕思源顿了顿：“事实是：解春庭单方亲笔书写给本案相关的12个工人的欠条合计共拖欠12位工人的工资12836元，而到春节前解春庭是否能支付工人们这些拖欠的工资，尚属未知数，因为，解春庭还设置了一个‘前提’，那就是‘春节前拿到钱’，显而易见，他解春庭拿不到钱，也就不付了!这是什么逻辑?法律明文规定了“权利和义务一致”原则，工人们早已尽了义务，及时拿到工资，是工人们法定享有的权利。而包工头享有了工人们为其劳动的权利，就应依法履行及时如数支付工资的义务，怎么能每月先付点生活费，工资要到工程结束才结算支付呢?且到了工程结束时，原告又不付工资，只打“欠条”，请问工资能‘打白条’吗?这样的包工头，算不算‘黑心’？！” 我国的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》第七条规定：“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。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。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，实行周、日、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、日、小时支付工资。” 其第八条规定：“对完成一次性临时劳动或某项具体工作的劳动者，用人单位应按有关协议或合同规定在其完成劳动任务后即支付工资。” 可见，国家对工资问题十分重视，强调严格执行。哪里能像原告解春庭那样，认为拖欠行为是“合法的、有理的?” 吕思源话锋一转：“更为可笑的是，湖州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、公司、工会居然把印着神圣的大红印章的‘抗议函’寄到《浙江工人日报》，为黑心包工头辩护。 “我想‘抗议函’至少有六点说不通：一是本案涉及月工资制，依法应按月支付，但直到工程完工，尚欠12836元，该单位党、政、工领导却认为‘此事有理’，这不是视法律如草芥吗? “二是本案只有解春庭单方擅自签发的‘欠条’，有何凭证证明是‘双方商定’?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? “三是居然把‘拖欠工资’与‘借贷’划等号，且认为法律是‘允许’的，莫非该单位的党、政、工领导自制了“法律”不成! “四是竟大言不惭地称：‘这种情况(拖欠工人工资)是普遍存在的。’请问这种‘普遍’存在的现象合理吗？合法吗？ “五是强调：‘业主拖欠我们公司工程款数额更大，故解春庭这样做完全可以理解。’如此‘高论’，实在可笑，业主拖欠工程款本属不该。施工单位完全可以诉诸法律，但法律绝不允许以此作为拖欠工人工资的理由，而且是国家三令五申明文禁止的。 六是‘抗议函’还提出‘时间差’问题。称‘贵报文中提到，到我公司打工的11名重庆民工，干了8个月，至10月初工程完工，但包工头以没钱为由拒付工钱。在他们的催讨下，10月11日包工头解春庭付给他们每人100元的生活费，而事实上，11名重庆民工只有2名是今年3月到工地打工(其余9人是5月进来的)。’就算该‘抗议函’所称的是事实，但这‘时间差’也无法否定‘拖欠工资’这个基本事实，无法否定‘拖欠工资’事件违法的本质问题。被告对这种违法事件予以批评报道，正是真实反映‘拖欠工资’的事实，这不光为这11位民工，而是为全社会同样遭遇的所有民工维权。” 吕思源一马在先，吕健跃马紧跟，挥枪上阵，又作了长达一小时的精彩论辩，对方已全无招架之功，还有何还刀之力？好一对同是属“马”的吕氏父女，驰骋沙场，风卷残云，就将原告方批驳得体无完肤，仓惶败北。 这场精彩的代理恰好印证了吕思源关于律师辩论的“三段论”：如果没有扎实的“调查关”，就不会有那么充实的证据；如果没有把好“分析关”，就很难对症下药，很难抓住本案重点“突破口”；而没有精彩的论辩，前期辛辛苦苦的“播种耕耘”又怎么能结成沉甸甸的硕果！ 吕思源庭上的精彩发言经浙江电视台、杭州电视台、浙江日报、钱江晚报、今日早报、、浙江经济报、青年时报、浙江法制报、浙江市场导报、杭州日报等众多媒体的报道，这个浙江省“记协”维权委的法律顾问吕思源又为报社维权写下了精彩的一笔，更为广大民工的维权谱就新篇。 2001年9月18日，杭州市西湖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认为原告存在拖欠民工工资的事实，被告以该事实为报道对象所作的报道基本反映了事实真相，其虽未对民工在原告处工作时间的长短、被拖欠工资的数额作具体描述，但这不影响整篇报道的真实性，另被告报道所作“黑心包工头”等的描述，与被告报道的客观事实有一定的内在联系，并非凭空杜撰，在批判性报道中应属正常范畴，不致侮辱原告人格。故原告诉被告侵害其名誉权的依据不足，本院不予支持。故判决驳回解春庭的诉讼请求，案件受理费由解春庭负担。解春庭亦因此服判而未敢上诉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