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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思源辩护（代理）词及文章精选（五）不知毒品，何来贩运毒品？[案情简介] 2001年8月3日，被告人司秋菊、李小梅应孙晓芬(另案处理)的要求，携带毒品甲基苯丙胺(摇头丸)2513粒计1020克，乘坐火车从福州至杭州，并于次日上午10时许，在杭州华辰大酒店8010房间，将上述毒品交给韩某、高某某、张某某时，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并缴获全部毒品。 据此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司秋菊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 一审判决后，被告人司秋菊不服，提出上诉，称其只知道送到杭州的是兴奋剂，不知道是毒品；1020克是摇头丸的总重量，而不是甲基苯丙胺的重量；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，属从犯；其还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到福州去抓孙晓芬，有立功表现；原判认定事实有误，量刑过重，要求从轻处罚。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以定性不当、量刑畸重为由提出抗诉。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，以被告人犯贩卖、运输毒品罪判处司秋菊死缓。 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： 我们依法作为本案上诉人司秋菊的二审辩护人，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事实，对照法律，特发表辩护意见如下： 一、一审法院的判决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适用法律错误，实属错判 众所周知，犯罪构成由4个要件组成，即主体、客体、主观方面、客观方面，四者缺一不可。在本案中，司秋菊的行为在主体、客体、客观方面都已符合犯罪构成要件，但主观方面要件缺乏。 1孙晓芬的证词是证明司秋菊带货时知不知道该“货”是摇头丸或毒品的关键证据，但孙晓芬的证词里，没有一句话证明她告诉过司秋菊所带的东西是摇头丸或毒品。她供认仅告诉司秋菊是“货”。 2虽然李小梅两次供认孙晓芬告诉过她是摇头丸，但李小梅也并没有证明孙晓芬告诉过司秋菊此货是摇头丸，相反，在一审庭审中她肯定地证明司秋菊不知道。 那么，验货时司秋菊是否知道此货是摇头丸呢？从证据看，司秋菊也仍然不知道。 1韩某在其第一次被讯笔录中是这样说的：“我们问她(指司秋菊）货（摇头丸）带来没有，她说带来了。”这里显然他的问话是称“货”，没有称“摇头丸”。在此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对韩的第一次讯问笔录中，证言称“药”、“货”等的后面，在括号内加入“摇头丸”3字的共达9处之多，而这加括号之处既无韩某加按指印，亦没有另作说明，因此，这“摇头丸”不能说是韩某要求加入的。办案要讲事实，尊重事实，不能凭笔录人的意志任意添加。 韩的这一证言与涉案在场人张建国的证言完全一致。 张建国称：媛媛和那个女人（指司秋菊）聊了一会，就问货（指摇头丸）——（注意，同上所述，又是笔录者按自己的意志擅加了“指摇头丸”4字及括号!)带来没有？那个戴鸭舌帽的女人（指司秋菊）说，货（指摇头丸）——（注意，同前所述，又是笔录者擅自添加的，被笔录者原话只说是“货”！）带来了。 2韩某的第2次被讯问笔录中，有一段说明他为何“改变证言”的“精彩”问答。在此引录，供二审法官甄别真伪。 办案人员问：“你刚才的笔录（注意：显然是指当天——2001年8月4日12时25分结束的对韩的第1次讯问笔录）中为什么没有直接讲到，你们谈话的时候讲的是摇头丸？而都讲‘货’？” 韩某回答：“其实，我在房间里面和雪儿(指孙晓芬）、姐姐（指司秋菊）她们（指司秋菊和李小梅）是说摇头丸的，但因为刚才做笔录的时候，我说摇头丸太麻烦，就直接说是‘货’了，我想反正意思一样的，你们应该知道‘货’就是‘摇头丸’的。” 这段“绝妙”的“问答”，办案人员以为“补洞补得天衣无缝”，可是它恰恰欲盖弥彰，露出了公安线人韩某为配合办案需要而作“伪证”的“马脚”—— 其一，此“问答”恰恰不打自招地承认了：对韩第1次讯问笔录中的“货”或“药”的后面添加的括号及括号里的“摇头丸”3字，是笔录人员擅自添加的真相。 其二，韩“改变证言”的“理由”是“说摇头丸太麻烦”。而这从“口述”和“笔录”两个角度看，都是荒唐的： 从“口述”的角度看：讲“货”与讲“摇头丸”只差两个字，韩在第1次被讯问笔录中只有9次提到“货”或“药”，多讲18个字谈何“太麻烦”？！ 从“笔录”的角度看，多记18个字，谈何“太麻烦”？！显然，“太麻烦”是假，验、交货时他对司、李只讲货没讲“摇头丸”是真！ 在一审庭审质证时，司秋菊对此“证据”斥之日：“我根本不知道是摇头丸！”其实司秋菊的供述是真实可信的！因为张建国在证言中也证明当时是说“货”的。韩某、高某某在第1次被讯问时也都称“货”；李小梅在关于对交验货时的供述亦都称是“货”，而不称“摇头丸”，这些都充分他说明司秋菊直到交验货时，仍不知道货是摇头丸！ 第一，韩某和高某某既是夫妻，又都是公安线人，且都在第2次讯问时“改变证言”，将第一次证言中称“货”的地方，都改成“摇头丸”，如此明显地为配合办案需要而改变证言，岂能轻易认定有效！ 第二，根据《全国法院关于毒品案件审理工作座谈会议纪要》（下称《纪要》）“鉴于毒品犯罪案件的证据可能大量流失，在仅靠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证言定罪的情况下，同案的被告人的口供必须完全一致，方能认定”的精神，本案在验交货现场的涉案人员有5人，其中仅两个公安线人韩、高夫妇的第2次被讯“证言”将第1次被讯笔录中均称“货”的改为“摇头丸”取得“惊人”的“一致”外，其余3人均称“货”而未称“摇头丸”，形成本案证据从份数计算，为12比2；从交货现场涉案人员的人数计算，为5比2的局面，总不能以“多数”服从“少数”的原则，不顾事实，就称之为“证言一致”，草率定罪！ 综上证据剖析所见： 1孙晓芬未告诉过司秋菊所带的货是摇头丸系事实； 2在验、交货现场，韩某的第1次证言和高某某的第1次证言，均称是“货”，以及张建国的证言及司秋菊、李小梅的供述亦均称“药”或“货”，5位在场的涉案人员的证言在此问题上完全一致，可见在验、交货时，双方均未称过“摇头丸”是完全真实的。 前述两点，足证司秋菊完全不知本案所涉之货是摇头丸！ 3韩某及高某某第2次所谓“证言”，既与他俩自己的第1次证言完全不同，又与另三位在场涉案人员的供述和证言矛盾，显属为配合办案所需而作的“伪证”，且韩、高两人均为“特情引诱”的线人，其证言的证据效力偏低，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否定！ 二、即使认定有罪，亦具备从轻情节 前面我们已发表了司秋菊不具备犯罪构成主观要件的辩护意见。下面，我们再阐述：即使法院要认定司秋菊有罪，一审判决也存在着定性不当、量刑畸重的严重错误，因为，该案应定为运输贩卖毒品案，同时，司秋菊具有众多的法定和酌定的从轻和减轻情节。 1本案为共同犯罪，司秋菊为从犯。 本案中，司秋菊、李小梅受孙晓芬指使，实施了运输及参与贩卖毒品行为。3人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即贩卖毒品，实施了共同的犯罪行为即运输和贩卖毒品，已构成共同犯罪。罪名应定：“运输、贩卖毒品罪”而不是像一审判决那样定“运输毒品罪”。涉案人员为3人，即孙晓芬、司秋菊、李小梅，而非2人。 在共同犯罪中，能够区分主从犯的，应当区分主从犯，而不能因为主犯另案处理而将从犯升格为主犯。在本案中，事实上孙晓芬是主犯，而司秋菊和李小梅为从犯，具体理由如下： (1)孙晓芬为毒品犯罪的出资者和毒品的所有者，也是最大的获利者。 这从孙晓的讯问笔录中可得到证实： 问：你带到杭州的摇头丸有多少？ 答：一共是2500粒，其中1500粒是人家从印尼带进来的，还有1000粒是我用他们给我带进来后破碎的摇头丸加工而成的。 问：那2500粒摇头丸卖多少钱？ 答：说好是105000元钱。 (2)孙晓芬为毒品犯罪的犯意制造者，这有众多的证言可证实： 韩某证明：“雪儿（即孙晓芬）讲她可以帮我们挣钱，她那里有摇头丸，是自己生产的，只要我们搞点在杭州卖肯定能挣钱。”司秋菊的供述证明：“8月3日上午10时许，在孙小华(即孙晓芬）家里，孙晓芬和我讲要我去趟杭州，送一种兴奋剂叫MDN，我一开始不同意，她就说没事，再叫一个人陪我去，井说回来的时候，给我钱。”还有李小梅的证言：“雪儿叫我陪三姐去杭州办点事，说是送一批药给她杭州的朋友。” (3)孙晓芬在犯罪中处于支配地位，起主要作用；司秋菊在犯罪中处于从属地位，起次要作用。这在下列证言中可以得到证实： 其一，高某某证言：“今年7月20日左右，我和雪儿聊天，她说要给我一个赚钱的机会，我说好的，于是她说将福州的摇头丸拿到杭州来卖，可以赚不少钱，问我们干不干？我说好的。”——证明是孙晓芬出面联系摇头丸生意。 其二，韩某证言：“我老婆已经打电话告诉雪儿，要求发2500颗摇头丸，雪儿已经同意并讲要三四天才能送到。她会叫马仔送来的。”——证明是孙晓芬出面联系摇头丸交易数量，并已明确司秋菊在犯罪中的地位——马仔，即伙计、雇工之类。岂能将“马仔”随意上升为“主犯”？！ 其三，韩某证言：“前二天我们已经谈好价钱了，蓝色的每片38元，黄色的每片25元，如果要求送货的每片再加5元的送货费，只要我们确定以后，三四天就能送到。”——证明是孙晓芬与买方谈好价钱，而司秋菊一无所知。 其四，司秋菊供述：“我听到媛媛和雪儿通电话，说是下午就把货款存到雪儿的账户里，雪儿没有叫我们把钞票带回去，我们只要把货送到就行，别的什么都不用管。”——证明货款也由孙晓芬指定处置，与司秋菊无涉！ 其五，高某某证言：“8月3号我和雪儿联系时，雪儿说她们已经在到杭州的路上了，到杭州后会和我联系的。”韩某证言：“雪儿跟我老婆联系时说，她们已经到杭州了，问我住哪个房间，并要我们把我大哥叫进来准备交易。”——证明整个交易的接头、交付的部署、安排工作也均由孙晓芬遥控指挥。 综上所述，根据本案事实，司秋菊并非毒品的所有者，虽然她运输和参与贩卖的毒品数量巨大，但她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是从属性的，作用是次要的。她并非是本起案件犯意的制造者，她的行为是受孙晓芬的指使和遥控，仅仅是对孙晓芬贩卖毒品行为的一种协助。在孙晓芬联系好买家，商谈好数量与价款，并设计好整个交按计划的情况下，由司秋菊将货物送到并交给买家，在这样一个运输、贩卖毒品的过程中，谁主？谁次？谁起决定作用？应该说是一目了然的。因此，我们赞同公诉机关的意见，认为司秋菊在本案中属于从犯。根据《刑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：对于从犯，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。 2本案尚有其他的一些酌定从轻情节。 （1）司秋菊曾主动要求并配合公安去福州抓孙晓芬，尽管当时没有抓获，但她已尽了最大的努力配合，给公安机关提供了重要线索，公安机关也认定其有立功表现，并答应呈报给检察院。在此，我们请求二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有关这方面的材料，加以证实。 （2）“数量引诱”的酌定情节。 本案存在着“数量引诱”的情形。韩某证言：“她是自己生产的，我想第一次要的话就要2500片，这肯定没有问题。”“我想蓝色的要1500片，黄色的要1000片，这样她不会怀疑的。”根据《纪要》的精神，凡是存在数量引诱的情形，在量刑时应当从轻处罚。同时，由于特情侦查，使贩毒行为监控在公安机关手中，毒品不可能流入社会，社会危害性大大降低，这在对被告人量刑时也应加以考虑。 （3）毒品含量方面的酌定情节。 我们希望法院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涉案的摇头丸的毒品含量。因为根据上述《纪要》的精神，如果毒品大量掺假，毒品含量确实很低，也可以作为一个酌定从轻情节。 (4)动机方面的酌定情节。 司秋菊之所以参与运输、贩卖毒品一案，并非想牟取暴利或是贪图享受，而只是想挣一点辛苦钱，这从司秋菊不幸的家庭遭遇和家庭生活困难（有司秋菊家乡兴隆村委的《证明》为凭）可以得到佐证。因此，她的主观恶性较小，这也可以作为一个酌定的从轻情节。 (5）一贯表现方面的酌定情节。 司秋菊的家乡牡丹江市东安区兴隆镇兴隆村村民委员会开来《证明》，证明司秋菊一贯表现良好，此次属于初犯和偶犯，请法院酌情予以考虑。 最后，我们坚信二审法院定能坚持“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的办案原则，依法撤销一审错误的判决，作出公正的判决。 （本案与吕健共同代理并撰写辩护词，本文曾刊于《律师与法制》杂志2002年第7期）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