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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思源辩护（代理）词及文章精选（七）夺产无理，申诉有据[案情简介] 47岁的朱汉莲是浙江德清县南路乡双桥村人。1994年12月1日凌晨，她的丈夫熊三山遇车祸不幸身亡。1995年5月，朱汉连因丈夫生前开办的湖州市工友服装厂(下称工友服装厂)资产问题，同该厂女职工徐美娟产生纠纷，从此走上了一条漫长而又艰辛的诉讼之路。 1996年3月25日，湖州市城郊人民法院下达一审判决，在依法确认工友服装厂系熊三山独资私营企业的同时，判决徐美娟为工友服装厂厂房房产共人和8.1万元借款的债权人，朱汉莲应在10天内向徐付清房产补偿款和借款合计21.6968万元。朱汉莲不服，提起上诉。1997年1月8日，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。 此后，朱汉莲又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呈递了长达15页的申诉奖。3个月后，省高院驳回再审申请。 朱汉莲仍不甘心，她一次次地前往省高院申诉，省高院终于决定立案受理。1999年8月，浙江省法律援助中心成立，朱汉莲有幸成为第一位民事案件受援者，该中心委派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进行法律援助。 今年6月5日、6月6日，浙江省高院在对本案进行了长达一天半的开庭审理后，当庭宣布评议意见：工友服装厂系熊三山独资；原菱湖区工委办公大楼归工友服装厂所有；工友服装厂8.1万元债务因证据不足，须被申诉方进一步举证；被申诉方替工友服装厂归还的2万元债务尚需举证。 为打这场官司，5年多来，朱汉莲先后聘请了12位律师，走破了16双胶鞋。为取一份证据，她要写三四份呼吁书，跑几十趟路；为节省几元钱的车费，她要步行20多公里。为了这场官司，她举债10余万元，其中光打印、复印及邮寄费就花去1万多元，最后不得不四处乞讨。但正是这个农村妇女，凭着她百折不挠的毅力和意志，最终为自己和两个女儿讨回了公道。 本案曾引起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。以下系申诉人代理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词。 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： 本案被新闻界喻为江南“秋菊”打官司，是浙江省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第一个民事法律援助案。我们作为朱汉莲和熊安清的代理人，根据事实，对照法律，特发表共同代理意见如下： 一、关于工友服装厂是否熊三山与徐美娟合资创办问题 该厂的营业执照等一系列证据，充分证明该厂系熊三山独资的私营企业。对此，原审法院已作了认定，并对徐美娟串通他人制作假《合股办厂协议》的干扰审判行为予以500元的罚款。 但今天徐美娟的代理人又当庭提出4个证据以图证明熊、徐系合伙办厂：(1)有关经办人证明：工友服装厂实际上是熊三山、徐美娟合办，只是登记了熊一人姓名；(2)徐美娟给了熊三山2.5万元；(3)徐美于当天从银行领出2.5万元的凭证；(4)徐美娟没有从工厂领过工资，等等。对此，审诉方有必要予以针锋相对的驳斥： 其一，经办人的所谓证言，不能抵抗书证——企业营业执照等的证明效力； 其二，徐美当时即使真的有这笔钱给熊三山，也不能证明该钱的性质是“出资款”； 其三，银行领出凭证只能证明当时徐美娟领过这笔钱，但不能证明钱的真实用途； 其四，工资表只能证明徐美娟领过工资，根本无法证明其不领工资。即使徐美娟真的未领过，也不能证明合伙办厂。因为合伙办厂应有真实的《合伙厂协议》、出资凭证、合伙办厂的营业热照等相印证。 因此，被申诉人的4个所谓证据，不能证明熊三山、徐美娟合伙办厂。 更值得注意的是：徐美娟一方面编造与熊三山合伙办厂的假《协议》，另一方面，又事实上占有了熊三山独资的工友服装厂。她通过变更工商登记，将该厂改名为“湖州市工美服装厂”，一字之改，工厂易主。 但遗憾的是，原审法院虽然否定了徐美娟编造的假《合伙办厂协议》，却未能依法撤销被徐美娟占有的所谓工美厂的企业登记，从而使判决成为一纸空文。对此，恳请再审法院能以法律的铁手腕，制裁非法，保护合法。 二、关于所谓徐美娟拥有厂房50%产权的问题 原一审法院的判决理由为：“经审理查明，房屋所有权登记档案载明，熊三山与被告(即徐美娟)各占该房50%产权，被告持房屋所有权证，熊三山持共有权证。”原二审法院予以维持。 其实，原一、二审法院对此的认定都是错误的。它既有悖于事实，又有悖于法律。 1与事实相悖。 如下事实证明，该厂房是工友服装厂所买。 (1)1994年1月20日签的《购房协议》写明：“菱湖区工委将原棣溪区委办公楼全部转让给工友服装厂”。 (2)1994年2月20日所签的《房地产买卖契约》也写明，卖方：菱湖区工委；买方：工友服装厂。且双方均在《契约》上盖了公章。 (3)1994年5月2日菱湖区工委《关于减免契税的报告》写明：“将办公楼出售给墚溪工友服装厂”(即工友服装厂)。 (4)中国银行1994年1月29日和1994年3月30日的两份《进账单》证明： 付款单位为工友服装厂；收款单位为菱湖区工委。 (5)1994年1月31日《湖州日报》刊登该厂会计郑秀灿所写的文章《熊三山买下办公大楼》，也印证此房系工友服装厂所买，因为熊三山系该厂的私营业主。 2与法律相悖。 房产部门给徐美娟发“共有证”的依据是菱湖区工委与熊三山、徐美娟两人于1994年9月18日共同签订的转让《协议》，但这一依据是虚假的，不合法的。 (1)《协议》签于1994年9月18日，而徐美娟申请房产登记之日为1994年6月22日，也就是说，徐美娟申请时，根本还无此《协议》，谈何发证依据?显系造假。 (2)同在该所谓档案中的《房地产卖契约》早在1994年2月20日签订，足证买卖已于此前完成，而房产管理部门依据的所谓《转让协议》标明的时间却为1994年9月18日。假设9月18日的签约为真，岂不成了“儿子生老子”?何等荒唐!再说，房屋买卖早已于2月20日完成，还要签什么“转让协议”? (3)9月18日《协议》中卖方区工委盖的不是公章，而仅仅是“办公室”章。按法律规定：办公室印章是不能代替单位公章的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不排除对方有作假嫌疑。 (4)按《浙江省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办法》第六条规定：“提交的各种证件，均应为原件”，而从该档案中可见，该所谓《转让协议》是复印件，亦系违法。 (5)该房产管理部门还称，根据有关规定有委托书可以办理登记，并称：“经调查，登记机关经办人回忆确认，当时办理产权登记由熊三山和徐美娟两人一同前往办理。”真是越编越露马脚： 首先，既然“两人一同前往办理”，还要什么“委托书”? 其次，经省公安厅鉴定，结论为：“送检委托书委托人与受托人关系栏填写的‘共同办厂’和委托书签章栏填写的‘熊三山’均非熊三山所写。” 可见，所谓的档案是建立在不真实、不合法的材料基础上的，它不能证明该房屋系熊三山和徐美娟所共有。 三、所谓8.1万元债务，显属伪造 1关于熊三山向钟柏章(徐美娟的姐夫)借款5万元的债务系伪造，理由如下： “证明”有这笔借款的证据有两个，一个是徐美娟的一审代理人于1995年5月17日向钟柏章所取的《调查笔录》(下称《笔录》)；一个是徐美娟于1994年1月23日给钟柏章出具的“借条”。这些所谓证据一经剖析，顷刻土崩瓦解。 (1)该所谓借款没有熊三山出具的借条，只有徐美娟于所谓借款后40余天出具的“借条”。但这借条只能证明债务人是徐美娟，而不是熊三山。 (2)钟柏章称钱是交给熊三山的，那么，理应由熊三山出具借条，怎么会由徐美娟出“借条”呢?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熊三山叫徐美娟代出借条的。 (3)《笔录》中钟柏章称：“熊三山平时为人蛮好，我们关系不错的，我与徐美娟又是亲戚，所以也不好意思出借条”。如果钟柏章的话是真，那么就应该是：既没有熊三山的“借条”，也没有徐美娟出具的“借条”，可是本案偏偏又出现了徐美娟的所谓“借条”。这应了中国的这句老话：“作假说不圆”。 (4)如果钟柏章真借出过这5万元，徐美娟也真的出过“借条”，徐美娟出“借条”的时间为：1994年1月23日，而钟柏章接受调查的时间为：1995年5月17日。时隔近16个月，徐美娟不可能不将此“借条”交给钟柏章，为何钟柏章在《笔录》中却称他无“借条”?徐与钟的说法又是一对矛盾。 (5)如果钟柏章真的借给熊三山这笔钱，徐美娟也真出过此“借条”，那么，在1995年5月24日一审法院庭前调解时，徐美娟为何不出示此“借条”?直至1996年3月5日第二次开庭，徐美娟突然变出了这张所谓的“借条”，且与钟柏章“无借条”之说相矛盾，徐美娟又改口说“没有出过借条”，真是出尔反尔。 (6)钟柏章称，给熊三山借款的时间为：1993年12月中旬；借款的用途是：买区工委的办公楼。而徐金土称：1993年12中旬他借给熊三山2.1万元。郑秀灿也称借给熊三山2万元。若这些都是真的，那么，熊三山在买房前已准备好购房款，买的当天就可以一次性付10万元了。可是熊三山1994年1月20日买房，到29日才付款10万元。这也可连环反证，上述三笔所谓借款是假!遗憾的是，原一、二审法院只否定了其中一笔(即郑秀灿的2万元)，其他两笔却无端予以确认。 (7)钟柏章根本没有借款的能力。 钟柏章称：“我私人开办橡胶厂，钞票是我掉头的”，但这句话已经露出马脚：既然系“掉头”，就应很快偿还，为什么从1993年12月中旬借款到1994年12月1日熊三山车祸死亡长达1年之久，钟柏章不向熊三山催讨?为什么熊三山死无对证了，才称有此借款呢?何况，熊三山死后不久，徐美娟只是编造其母借给熊三山款，后来怎么又将“债权人”移花接木到其姐夫钟柏章和弟弟徐金土的身上呢? 同时，李连芳、金海英证明：根本没有听说过熊三山、徐美娟二人向钟柏章借过钞票；并证明：钟柏章所办的橡胶厂因资金严重困难而于1994年关闭。 2关于熊三山向徐金土的所谓借款，也系伪造。理由如下： 能证明这笔借款的唯一证据的1995年5月19日徐美娟的一审代理人对徐金土的《调查笔录》。这份假证与前述假证的炮制“套路”基本相同，所不同者在于：前者配合制造了一份徐美娟的假借条，而后者则加了汪根方的借条。但假的总是假的，必然矛盾百出。 (1)如上述第(6)点所述，若熊三山真的于1993年12月中旬，已向钟柏章、徐金土、郑秀灿借足了9.1万元购房款，为什么不在买房时当即付清10万元，却要到1994年1月29日才付?可见，当时根本就不存这些所谓的借款。 (2)徐金土称：1994年5月份，熊三山又向其借了4万元，用途也是付购房款。同理，若熊三山真的于5月份就借了款，为什么要到1个月后的6月30日才去付购房款?根本不合情理。 (3)徐金土称：1994年5月份这笔钱是向汪根方转借来给熊三山的，有借条给汪根方，1994年9月份还给汪根方3万元，并在借条上写有“已还3万元欠1万元”的字样。那么，被申诉人为什么不敢出示此借条? (4)就算徐金土不要熊三山出具借条，那么，作为一个厂的借款，应由财务出具收款收据以证实收到这笔钱。没有收款凭证，是不能认定借款的。 综上所述，对本案再审的两个问题，是非一目了然，故请求贵院： (一)依法维持原一、二审法院关于工友服装厂系熊三山独资私营企业的判决，依法撤销原审法院关于徐美娟拥有厂房50%产权及所谓熊三山负有8.1万元债务的错误判决，以维护法律的尊严。 (二)为防止徐美娟对财产的转移、隐匿、变卖，立即依法查封被徐美娟登记为其独资创办的“湖州市工美服装厂”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