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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（一）略论吴承恩创作《西游记》的动机文学是时代生活的折光反映。作家是时代的产儿。探索一下吴承恩作《西游记》的动机，无疑有助于对这部复杂的神魔小说的主旨的理解。 吴承恩生活在明朝孝宗、武宗、世宗、穆宗、神宗五代之间，其主要活动年代是非常腐朽的嘉靖年间。明朝已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，到嘉靖年间，阶级斗争异常尖锐，在成祖时（1420年）就有唐赛儿等人起义，到了武宗年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。当时主要起义军有：山东的刘宠、刘宸；四川的方四、曹甫；江西的王钰五；河南的尚师诏；广州的曾一本。同时还爆发了多次市民暴动。尤其是刘宠、刘宸起义军横扫东南，扩大到半个中国，各地纷纷响应，几乎吞灭了明王朝。这支起义军曾经一度经过吴承恩家乡淮安。当时他虽只有十几岁，可是农民起义的风暴，不可能不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产生强烈的震动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“官逼民反”，自古而然。当时起义军四起，正是明朝腐败统治的结果。皇帝荒淫无道，不理朝政。嘉靖在位四十多年，只上朝一次。故而奸佞专权，阉贼倍出。正德年之刘瑾、嘉靖年之严嵩父子是最著名大奸。嘉靖时，土地高度集中，皇庄和地主庄园遍布全国，阶级斗争比武宗时更趋尖锐，已在孕育着覆灭明王朝的大起义。 面对这种形势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一种势力是较有政治目光的人。他们看到明皇朝岌岌可危，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，纷纷上疏劝谏，希图君王醒悟，使明王朝“起死回生”。另一种势力是高官厚禄、目光短浅者。他们只顾个人的既得利益，大批排挤、打击、禁锢、屠杀直言极谏的官吏。例如，杨爵上疏皇帝因奉道而“睃民膏血”，立刻被逮下狱治死；周天佐、浦鋐因救杨爵而被杖毙；杨最、周炤之也因上疏劝谏而下狱被杖。此时能在朝为官的多半是权奸的同党和奴才，不然就是噤若寒蝉的木偶人。 生活在这个特定时代的吴承恩，青年时代怀着“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”的抱负，满怀信心地想从科举的途径上爬上去，以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。然而，昏庸的统治集团，不理解他，一直到他四十五岁，才给了他一个“岁贡生”，最后也仅做个小小的县丞。因此，他对统治者的不会用人和自己的怀才不遇感到不满；但他不愧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，不因一生坎坷而丧志，挫折反而使他清醒地看到，现实中无法实现他的理想，只有寄希望于笔端。这就是他到七十一高龄，还化那么大的精力开始写《西游记》的动机之所在。 这在他的《二郎搜山图歌》中作了曲折而集中的表露：“李在惟闻画山水,不谓兼能貌神鬼。笔端变幻真骇人,意态如生状奇诡。少年都美清源公,指挥部从扬灵风。星飞电掣各奉命,搜罗要使山林空。名鹰搏拿犬腾啮,大剑长刀莹霜雪。猴老难延欲断魂,狐娘空洒娇啼血。江翻海搅走六丁,纷纷水怪无留踪。青锋一下断狂虺,金锁交缠禽毒龙。神兵猎妖复猎兽,探穴捣巢无逸寇。平生气焰安在哉?爪牙虽存敢驰骤!我闻古圣开鸿蒙,命官绝地天之通。轩辕铸镜禹铸鼎,四方民物俱昭融。后来群魔出空窍,白昼搏人繁聚啸。终南进士老钟馗,空向宫闱啖虚耗。民灾翻出衣冠中,不为猿鹤为沙虫。尘观宋室用五鬼,不见虞廷诛四凶。野夫有怀多感激,抚事临风三叹息。胸中磨损斩邪刀,欲起平之恨无力。救日有矢救月弓,世间岂谓无英雄?谁能为我致麟凤?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!” 此诗名为题画歌，实系作者借图抒情，借古论今，阐述政见，表达理想的壮志歌。诗中“野夫”显然是作者自称。“我闻……”四句，反映了作者的政治理想。面对摇摇欲坠的明皇朝，他希望皇帝清醒过来，任用贤人，君正臣贤，实现“唐虞”之治。“野夫……”四句，表达了作者对自己心有余力不足的慨叹和极度痛苦的心情。“世间岂谓无英雄”，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皇朝不能任用自己而怀才难展的不满，但另一方面，又提醒统治者：世间大有英雄在！劝他们要善于发现、选拔重用这些英雄来巩固自己的统治。结句表达了作者希望有一个英雄来扫除“四凶”“五鬼”，使明皇朝“中兴”、“江山永固”的沉重而强烈的迫切心情。只要对《西游记》全书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，即可看出其基本思想是与《二郎搜山图歌》一致的。 首先，作者在《西游记》中对“西天”和“贞观之治”的神化描写,正是《二郎搜图歌》“我闻……”四句中作者理想的封建王国的神话化表现。所以作者对大闹天宫的描写，决不是什么否定不否定“君主尊严与神圣”的问题，而是千方百计的神化、捍卫皇权！虽然小说对玉帝和取经沿途几国昏君有所揭露，但出于作者“安邦先却君王病”的思想指导，无非是治“病”救君，劝正君王。而且这种揭露不过是为君王文过饰非，他对比丘国国王尚作“比丘一国非君乱”，对至尊如玉帝者，其敢存“揶揄”之心？作者写大闹天宫，绝非歌颂而恰是否定悟空的反抗精神。他把孙悟空闹天宫的正义之举，污骂为“思高位”、“图罔极”、“乱规箴”、“乱大伦”；对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，认为是“恶贯满盈今有报”，罪有应得。诚然，作者在写大闹天宫时，却也指出玉帝昏庸不会用人之“病”，然此不过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无法“面君劝谏”而用的艺术化劝谏。所以，大闹天宫实际上是一篇给明王朝的铁、血、火的劝谏书。作者渲染玉帝化“一千七百五十劫”修持而成，也是为了否定孙悟空“皇帝轮流做”与“强者为王应尊我”的思想，强调的正是皇命天授、神圣不可侵犯。 其次，作者在作品中写“招安”悟空、“皈依正果”，可以说是《搜山图歌》“谁能为我致麟凤?”思想的小说化，旨在建设明皇朝用“招安”政策，来“收伏”和启用英雄，使之为朝廷“扫荡群邪安社稷，皈依一体定边夷。” 再次，作者又针对明朝君王信道好神仙，权阉、奸臣当道的现实，在小说中把《二郎搜山图歌》中的“坐观宗室用五鬼,不见虞廷诛四凶”的诗句小说化。作者借孙悟空金箍棒以“清君侧”，把虎、鹿、羊三大仙之流统统处以“死刑”，足以表明对危害皇朝的奸权切齿痛恨。 还有，作者在《西游记》中竭力提倡“三教归一”。他曾借悟空之口对车迟国国王说：“望你把三教归一；也敬僧，也敬道，也养育人才。我保你江山永固。”联系作者赋予孙悟空形象两种特性是更能说明问题的。其一是《二郎搜山图歌》中“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”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英雄形象；其二是将孙悟空形象比“人心”，将王阳明“心学”艺术化。这种用心不易为人了解，故作者在小说中特意作“寓意诗”：“猿猴道体配人心,心即猿猴意思深。大圣齐天非假论,官封弼马岂知音。马猿合作心和意紧缚牢拴莫外寻。万相归真从一理,如来同契住双林。”其弦外之音就是要治人先治心，只有紧紧拴住那猿马之心，才不致出现“大闹天宫”，可以永固金汤。“大闹天宫”中对孙悟空被擒后，“刀砍斧剁、创刺剑刳，莫想伤”，“放火煨烧亦不能烧着”、“雷屑钉打，不能伤损一毫”等描写，正是“武力不能治心”哲理的形象化阐述。孙悟空由大闹天宫“闹”到受“招安”后保唐僧取经的“保”的质变全过程描述，形象化、艺术化地阐述了这个真理：“攻心为上、治心为上。”因此，《西游记》是一部小说化的“治国秘方”，只有从这一点来理解，才能透视出作者的良苦用心。第十回作者“心猿归正、六贼无踪”和第五十八回写“二心搅乱大乾坤”，一正一反，对比地说明治心重于武力。 吴承恩虽崇尚心学但不以它为指归。《西游记》借用取经故事，渲染了佛教威力。作者依据自己的哲学理想，认为“三教归一”，因而强调用佛教神力来治心。观音所说唐僧的“紧箍咒”是“定心真言”，就是揭明其本质和神力。悟空头上的紧箍，象征着神权、政权、族权合一的无边法力。作者在《西游记》中自负地说：“心有秘方能治国”，便透露了这种心声。 综上所述，《西游记》真正的核心思想是“劝正君王”、维护王权。“改邪归正”则是归附于这的一个外在逻辑形式。其《禹鼎论.序》云，“不专纪鬼，明纪人间变异，亦微有鉴戒寓焉”，可作《西游记》立旨之说明。 此文系吕思源的大学毕业论文，1966年5月30日，《光明日报》社已给吕思源来函，决定发表并已打好了清样，因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，“文革”引向深入而被搁置，直至1982年在《齐鲁学刊》（古典文学专号）上发表，并于1987年在《前进》杂志转载，其“治国秘方”说，不仅在《西游记》研究史上开辟了先河，独树一帜，虽其后在《西游记》研究中出现过“游戏说”，但该“治国秘方”说的高度、深度和精辟度是所有《西游记》研究界的论点都无法比拟的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