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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（二）论杜甫对绝句的创新诗圣杜甫，其古诗、律诗的成就已世有定论，唯对其绝句却一直毁誉不一。如明人胡应麟就认为：“少陵不甚工绝句”（《诗薮》），而清人李重华则说，“杜老七绝，欲与诸家分道扬镳，故尔别开异径。独其情怀，最得诗人雅趣”（《贞一斋诗说》）。一贬一褒，势若冰炭。对此，我们试抒管见，褒贬迥异，盖出于对“创新”看法的分歧，而杜老的绝句正是创新之作，其影响是积极的，应予充分肯定。 古往今来，凡是富有生命力的作品，肯定是创新之作。文学作品，唯有创新，才能经得起不断发展的社会检验，才能恒古生辉。杜老绝句之所以能至今流传，其生命力就在于从题材、风格、形式、语言等方面都作出了可贵的创新。杜老绝句的创新客观表现在如下方面： 1、“以事入诗”，开拓了绝句的题材疆域。 明人胡震亨在他的《唐音癸签》中说：“以事入诗，自杜少陵始。”这话就泛指“诗”显然有违历史真实。在唐代以前，已出现了象《孔雀东南飞》、《陌上桑》等“以事入诗”的叙事长诗；在杜老之前，已出现了不少“以事入诗”的长律诗；唯独将叙事议论入绝句，还是罕见。因为绝句诗体短小，文字有限，要叙事，要议论，要从深度和广度去反映社会生活，显然不易。这就出现了一个根本问题——文艺如何适应时代需要，如何顺应文学发展的本身规律。况且，时至安史之乱的动荡年代，迫切要求文学作品反映这光怪陆离的社会内容。这样，“绝句”与社会的需要，成了尖锐的矛盾，也就是说，时代对绝句提出了“创新”的要求。这也是时代赋予当时诗人的艰巨任务。 要完成这一任务，既要有超人的胆略，又得具备卓绝的才华。诗圣杜老就以其独具的慧眼，横溢的才华，特有的思想境界，知难而进，顺应了时代的要求。他首先在绝句的题材上作了大胆的创新尝试。他把“安史之乱”后的社会现实和个人忧患困苦、流离颠沛的生活经历写入自己的诗中，其中有不少写入了绝句中。特别值得称道的是，他爱咏国家大事，在他的一百三十七首绝句中，专咏国事的就有三十余首，占四分之一。这是唐代任何诗人难与伦比的。其中的《三绝句》简直可作史书补缺： 前年渝州杀刺史，今年开州杀刺史。 群盗相随剧虎狼，食人更肯留妻子。 这第一首写了四川省渝州（今重庆）、开州（今开县）地方军阀戕杀文官及其家属的残暴罪行，直骂“群盗”，声色俱厉，至今犹如闻其声历其境。 二十一家同入蜀，惟残一人出骆谷。 自说二女啮臂时，回头却向秦云哭。 这第二首写了永泰元年九月，党项羌、吐谷浑、叶藩、回纥联合入侵奉天（今陕西乾县）、蓝屋（今陕西周至县）等地，人民逃难到四川时的悲惨遭遇。末句咬着臂肉诀别的哭声，凄凉绝伦，令人不堪卒读。 殿前兵马虽骁雄，纵暴略与羌浑同。 闻道杀人汉水上，妇女多在官军中。 这第三首写“殿前兵马”（中央禁卫军）奸淫杀掠的罪行与异族入殿毫无二致。“骁雄”两字，实在是对“官军”的莫大讽刺，他们无能御寇，却有力扰民。当时官军凶残、民生多艰的历史事实，历历在目。《三绝句》虽寥寥八十四字，却可与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媲美。 再看杜老于广德二年在成都作的《黄河二首》： 黄河北岸海西军，椎鼓鸣钟天下闻。 铁马长鸣不知数，胡人高鼻动成群。 黄河南岸是吾蜀，欲须供给家无粟。 愿驱众庶戴君王，混一车书弃金玉。 这两首绝句是作者代表“吾蜀”人民发出的呼吁：看黄河北岸原是“椎鼓鸣钟天下闻”的官军戍守的，现在却被个仆固怀恩等的叶蕃、回纥兵所占领，可见官军貌似强大却不堪一战；而黄河南岸的蜀地百姓，虽无粟作军需，但“愿驱众庶”勤王卫国。这既反映了杜甫本人的思想，也代表了当时广大人民的共同心愿。最后，杜老希望皇上不要过于重视私人的库藏和享受，而应以“弃金玉”的精神，爱民惜财，减轻人民负担，以达到上下同心，“混一车书”统一中国的目的。这只共有五十六字的两首绝句，既写出了黄河北岸沦陷的景况，又写出了蜀地人民勤王保国的决心，也写出了对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劝谏，简直成了“史”（诗史）、“书”（勤王书）、“表”（劝谏表）的有机整体。绝句能达到如此大的内涵，能这样有深度有广度地反映社会生活，与其同时辈流，若李白、王维、王昌龄、李颀、高适、岑参等居“正宗”地位的绝句比，既别是一格，又胜之远矣。无怪杨伦曰：“笔力横绝，此等绝句，亦非他人所能有。”这也正是杜老绝句的创新之功。 此外，杜甫还将玄宗、肃宗、代宗三代的社会面貌，齐赵陇蜀荆楚各地的风土人情，以及帝王将相、农夫渔父等各阶层的生活状况，都写入绝句，简直成了社会生活的艺术万花筒，应有尽有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：以事入绝是杜老创新独步，而且这个创新事先注重其题材的开拓，从内容上挖掘，这正好抓在关键上，是创新成功之本。 2、“迥异常调”，冲破绝句“含蓄”风格的狭隘界限。 明胡应麟说：“绝句最贵含蓄。”清沈德潜亦说：“（绝句）以语近情遥，含吐不露为主。只眼前景，口头语，而有弦外音，味外味，使人神远。”（《说诗晬语》）。这对杜甫以前的绝句，或与杜甫同时，号称“正宗”绝句的评价，是十分正确的。事实上，从绝句形式问世发展到盛唐，就已形成“含吐不露”的传统风格，并以此为佳，反之为劣。但这“含蓄”风格是具有十分危险的狭隘性的。若一成不变，绝句就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，也不符合文学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。杜老为了适应这些需要，冲破单纯“含蓄”的蕃蓠，在绝句风格方面又作了大胆的创新，根据不同的题材和主题，创作了各种风格的绝句。 （1）、直露型的绝句：前述的《三绝句》、《黄河二首》，作者感情直泻，态度鲜明，毫不含糊。又如《解闷十二首》中的第十二首： 侧生野岸及江蒲，不熟丹宫满玉壶。 云壑布衣鲐背飞，劳人害马翠眉须。 这是对玄宗的重失轻才，劳人害物行为的直接抨击，是杜老满腔忧国之情的竭力喷发。杜老伤明皇以贵妃肇祸，忧人君之不醒，故大声疾呼，希冀废除贡献荔枝之弊政，急苏民困，以问社稷。这又怎能用“含蓄”之风来表达呢？ 更为明显的是，还可以看《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》： 禄山作逆降天诛，更有思明亦已无。 汹汹人寰犹不定，时时战斗欲何须。 （其一） 元凶首逆诛灭，固然可喜可贺，然而，诸镇反叛企图尚存，动乱危机仍在。杜老为此厉声警告：首恶已除，几个小丑还想干什么？！其声其情，正如《杜诗镜铨》所评述的：“大声唤醒群迷，一言带十斗血泪。” 英雄见事若通神，圣哲为心小一身。 燕赵休矜出佳丽，宫闱不拟选才人。 （其六） 此绝对代宗既颂赞又规劝，并警告诸镇勿逢迎取宠，酿造新祸，其言真切直率，胸襟坦荡。 十二年来多战场，天威已息阵堂堂。 神灵汉代中兴主，功业汾阳异姓王。 （其十二） 此绝总结了战争。既颂皇上天威，又赞主帅功绩，恩情直露，如江河之泻。至今思之，仍觉豁达。 （2）沉郁型的绝句：先看《归雁》： 东来千里客，乱定几年归。 肠断江城雁，高高至北飞。 因战祸而久居他乡的诗人，眼望大雁北返，归乡之思油然产生。大雁尚能年年按时返巢，而自己又能归故里于何年何月？归心似箭，却又无可奈何。满腹的愁绪，被写得沉郁悲怆，令人感伤。 再看《绝句漫兴九首》： 手种桃李非无主， 野老墙低还是家。 恰似春风相欺得， 夜来吹折数枝花。 （其二） 入川后的杜甫，穷途潦倒，愁思深切，已到了“恒饥稚子色凄凉”的地步。贫困如此，却还要折损我的花枝，春风也竟好像趁机欺人似的！诗句写得深沉郁伤，满腹不可名状的愁怨，隐寓着对奸权欺主凌人之愤和自己的身世之叹。我们于今吟之，尚有压抑之感。 （3）哲理型的绝句：《戏为六绝句》中： 杨王卢骆当时体，轻薄为文哂为休。 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 （其二） 杜老针对时人对“初唐四杰”的无端嘲笑，站在时代的高处，充分肯定了杨王卢骆文学创作生命力的强大，指出了“嘲笑者”被历史洪流淘汰的必然趋势。诗中用“江河不废”来揭示客观存在决不为主观意志所转移的真理。诗句富有深刻的哲理性，堪称“哲理诗化”的典范。 （4）含蓄型的绝句：杜老绝句，对于“含蓄的传统风格是既不受限制，又不轻易抛弃的。在具体内容需要采用“含蓄”风格来表现主题时，他是仍能匠心独具地加以运用的。《赠花卿》就是明显一例。 锦城丝管日纷纷，半入江风半入云。 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？ “花卿”者，就是成者府尹崔光远的部将花敬定。此人曾因参加平定梓州刺史段璋的叛乱而攫有赫赫战功。他因此恃功而骄，不仅大肆掠夺过东蜀一带，而且还竟然享用天子专用的乐章，足见其专横跋扈，不可一世。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物，赠之诗句如果稍有不慎，则意外之举实在难以预料。然而，对朋友的不是，杜老是不愿意保持缄默的，他要用巧妙的言辞去规劝朋友。杜老赠诗就借赞其歌曲的美妙，表达了自己的讽谏之意。诗中用“日纷纷”隐喻花卿经常纵欲过度，不理军政事务；“此曲只应天上有”暗指他使用天子乐章不合身份；“人间能得几回闻”指出他若不改弦换辙，则惨祸将至矣。此诗语言典丽，诗意含蓄，最得历来诗评家的赞赏。正如明人焦竑所评：“花卿恃功骄姿，杜公讥之，而含蓄不露，有讽人‘言者无罪闻者足戒’之旨。” 由于杜老对绝句的刻意创新，其风格的多样化是其他诗人所莫及的。诚如胡应麟所说：“杜诗正而变，大而能化，化而不失本调，不失本调而兼得众调，故绝不可及。” 3、创造绝句组诗，使绝句形式更适应反映复杂内容的需要。 在中国文学史上，组诗的形式是早已有之的。晋宋易代之际，就有阮籍的《咏怀诗》八十二首，左思的《咏史》八首，鲍照的《拟行路难》六首，庾信的《拟咏怀》二十七首等；到初唐时则有陈子昂的《感遇三十八首》等等。但这些组诗均不是绝句组诗。直至盛唐，是李白、王昌龄、杜甫等借鉴前人的组诗形式，才创造绝句组诗这一新形式。 绝句组诗形式的出现，杜老既是其中的开创人，又是成功的实践者。他用绝句组诗形式来表现重大题材，表达复杂感情，甚至用来论诗，用于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都无不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收到卓著效果。前述的《承闻河北诸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》，从写叛逆的诛灭到全国的统一，对整个事件的始末作了完整系统的描述。一首一个重点，点点相联，有条有理，一气呵成，充分地抒发了诗人的情怀；而且亦叙、亦议、亦抒情，做到了三者结合熔铸一体。这正是单绝句所无法做到的。例如《戏为六绝句》，就是杜老运用绝句组诗形式论诗的成功范例。这六首绝句，论诗层层推进，出句步步深入，力排众议，自成一家，足压名家论诗的长篇巨著。杜老以此力篇，打破了我国古代文学史上“以文论诗”的单一化传统，开创了“以诗论诗”的先河。 4、运用方言口语，使绝句人民化。 以方言口语入诗，早在《楚辞》时就已有这方面的尝试，在唐代也绝非杜甫一人。但以方言口语入绝句，则应首推杜老。他以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为誓，既向前人作品学习借鉴，又从民间文学吸取营养，兼收并蓄，从而形成自己绝句特有的语言风格。这也正是杜老创新的可贵之处。胡应麟说：“老杜用字入化者，古今独步。”虽然指的是杜老的七律，然而其绝句的用语之功又何尝不如此呢？看那《绝句漫兴九首》其一： 眼见客愁愁不醒，无赖春色到江亭。 即造花开深造次，便教莺语太丁宁。 这四句诗，以前曾有人为之稍加了几个字，一首绝句便可成为白话散文。 门外鸬鹚去不来，沙头忽见眼相猜。 自今已后知人意，一日须来一百回。 这样的诗句，即使我们读起来，也觉语言通俗，浅近易懂，简直是现代白话诗了。还有那“梅熟许同朱老喫”（《绝句四首》其一）中的“喫”字，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中的“个”字，都是当时人（也是我们今人）的口语。《碧溪诗话》就曾斥之数物以“个”，谓食为“喫”，甚近鄙俗，独杜屡用。骂声的反面，却正反映出杜老敢于“屡用”被历代文人骚客视为“鄙俗”的人民口语的可贵精神。至于杜老对方言俗语的大胆探索，对俚词、叠词的大量运用，这里就不再例举了。 概而言之，杜甫对绝句的创新是客观存在。历代评家评之“贬多褒少”者，实系以传统观点为己见者多，把“革新”、“创新”视为“旁门左道”之故也。其实，不革新，时代何以前进？不创新，文学何以发展？“革新”、“创新”者均是时代的勇儿，其功绩是永存的。 |
